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******

　　“十四五”期间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命题，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、稳住农业基本盘、破局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。2022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，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。数字技术和平台深度嵌入农业农村发展各领域，以数字创新驱动乡村振兴，重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、治理体系、生活方式，能够不断解放农村生产力，优化生产关系，提高生产效率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，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，促进农民增收致富，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。

　　提升数字包容水平

　　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工作，自2018年开始已出台系列政策，为数字乡村发展强化了顶层设计。2022年出台的《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（2022—2025年）》进一步对当前数字乡村发展目标、重点任务等进行了战略部署。据北京大学发布的《县域数字乡村（2020）研究报告》，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开局良好，基础设施建设、乡村数字经济、乡村数字治理和数字生活各方面都有较快发展。我国行政村“村村通宽带”全面实现，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，数据资源和采集体系、天地空一体化观测体系、农业农村云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均在稳步推进。数字技术和平台与农村产业体系、生产体系、经营体系加速融合，持续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。智慧农业、农村电商、数字文旅等新业态、新模式不断涌现，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。数字化治理平台在农村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中广泛应用，营造出更加便利宜居的乡村人居环境。但总体上，数字乡村建设仍然呈现东部发展水平较高、中部次之、东北和西部发展滞后的格局。

　　互联网技术应用虽然能够提供均等的受益机会，但使用者从中的获益未必是均等的。数字接入、数字资源、数字素养、数字参与等方面的差异，会导致数字使用结果的差异，不同群体、地区、城乡之间存在获取数字红利的差异，即数字鸿沟。我国城市互联网普及率远高于农村，2022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74.4%，农村地区仅为58.8%。虽然当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地域差距在不断缩小，但更显著的差距则体现在乡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方面，这主要是受到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差异的影响。数字技术的应用与维护成本高昂，可能与小农户（尤其是老年农户）实际生产需求和劳动力资本不匹配，从而加剧农业企业、大型农场与小农户之间的数字鸿沟。小农户因资金、数字素养、数字技能、风险承担能力等方面的不足，叠加老龄化因素，使数字就绪程度不高。其数字信息利用方式与其他群体存在差异，因此导致数字利用结果差异。这些数字劣势使数字乡村建设主体呈现非均衡的参与行为，极有可能使小农户在数字经济发展中逐渐边缘化，从而出现系统性社会排斥和数字鸿沟，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，加剧社会阶层分化。

　　加快推进乡村建设

　　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，既要以数字创新驱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转型，又要不断弥合数字鸿沟，推进数字包容，使所有群体都能够积极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，共享数字红利，实现物质富裕、精神富裕、生态富裕。在实践层面如何实现数字包容？一般认为可通过改善信息技术（ICT）接入来弥合数字接入鸿沟，即改善基础设施建设，提高宽带、网络终端等互联网设施设备的普及率。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普及，ICT接入机会趋于均等，数字鸿沟的内涵进一步深化。相关主体数字资源禀赋或资产存量、数字技能和参与行为等方面的差异，及其导致的参与结果差异也被考虑在内，即存在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结果鸿沟。对于数字经济参与主体而言，其自身所具备的资源禀赋，例如信息、知识、技能、产品、服务、时间等“僵化”的资产组合，可通过互联网技术运用和互联网市场交易被激活，通过互联网平台的连通性产生乘数效应。率先掌握“流量”密码，实现互联网资产资本化的群体更能够从数字经济发展中获益。例如，农村电商、农产品网络直播、短视频营销等为农村地区特色产业发展、农民增收致富注入了新动能。

　　第一，强化“数字准备”。可以考虑将数字包容纳入数字中国战略，在政策制定中着重考虑农村居民的数字可负担性、数字可获得性、数字能力及其公平性，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。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网络、数字平台、数字服务的接入性、连通性，有效提升乡村网络硬件设施质量，扩大5G、千兆光网、物联网覆盖面，保证信号质量。尤为重要的是，将数字乡村建设融入新型城镇化战略，从而有效降低网络建设、维护成本。通过财政补贴、市场竞价等方式，或与农村金融普惠、精准扶贫等政策相结合，给予相应的数字设备或物资帮扶、补贴、费用减免等，进一步减轻网络接入的经济负担。

　　第二，提升“数字就绪度”。帮助群众建立互联网思维方式，从知识、技能和态度方面提升数字能力和自我效能，激发其参与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和自信心，使其具有与数字时代动态适配的能力。因此，需要普及农村数字教育，针对不同特征的群体开展多元化、多层次、多渠道的数字教育。加强信息技术课程教学，开设编程课；开展数字技能教育或者职业教育，使新型农民的职业技能与市场数字化转型的需求相匹配。提供简易、易懂的互联网产品服务指南或课程，社区可开展老年人辅导培训，使其能适应社交、医疗、社保、金融及其他政务村务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。广泛开展各类型的农村在线教育，鼓励农民灵活运用互联网自主学习，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运用能力，提升其数字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意识。

　　第三，推进“数字参与”。旨在构建涵盖经济发展、基层治理、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多元化数字生态系统，通过数字创新与制度创新，在各领域实现数字技术对参与者的数字赋能，推进价值共创和共享，弥合数字鸿沟。这就要求以数字创新激活农村农民发展的积极性，驱动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；提升数字技术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渗透率；有序推进农业三大体系数字化转型，通过数字技术推广、扩散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培育，带动小农户与数字农业体系有效衔接。以电商商业模式创新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，推进城市农村产品、服务的双向流动，有效连接小农户和大市场，解决两个“一公里”问题。以平台聚合有效整合数字资源，提升不同群体之间的数据连通性，提升基层数字治理效率。鼓励和推动企业的包容性创新，提供优质低价、便捷、无障碍、适老化、安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；浙江树人学院管理学院）

如何高质量建设涉台经济合作园区？福建省人大代表助解“成长的烦恼”******

　　(台海观澜)如何高质量建设涉台经济合作园区？福建省人大代表助解“成长的烦恼”

　　中新社福州1月14日电 (记者 龙敏)改革开放以来，福建先后设立台商投资区、台湾农民创业园等各种涉台经济合作园区，有效推进了闽台经贸交流合作。但目前，涉台经济合作园区频遇政策优势不明显、台资项目及人才数量少、引才环境还不够优化等“成长的烦恼”。

　　在正于福州举行的福建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，福建省省长赵龙表示，将高质量建设台商投资区、台湾农民创业园等涉台经济合作园区。与会人大代表也纷纷建言，加快推动涉台经济合作园区转型升级，提升闽台产业融合与经济交流承载力，助力福建加快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。

　　福建现有6个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，数量居大陆首位，已吸引天福集团、漳州钜宝生物等一批台企进驻。但是，这些台农创业园及台企在升级发展中也面临基础设施较薄弱、销售“水土不服”等现象。

　　福建省人大代表、漳平市市长李毓文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指出，有着“大陆阿里山”之称的漳平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内，台农生产的永福高山茶品质佳，但因品牌营销不到位等原因，茶叶卖不动、品牌打不响、特色难彰显。

　　他建议，进一步支持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高质量发展，重点扶持产业发展、项目建设等，对引进台湾高层次人才给予倾斜支持；积极引导台农开拓市场，指导互联网平台协助销售永福高山茶等台农生产产品。

　　泉州台商投资区是福建省6个国家级台商投资区之一，已引进颐和医院、德润产业园等168家台企，总投资202亿元(人民币，下同)，并引进132名台湾高层次人才。

　　福建省人大代表、泉州弘晟精密塑胶模具有限公司董事长郭炳森说，目前，泉州台商投资区存在财税、医疗器械和药品市场准入等政策“瓶颈”，全区规模以上台资企业仅6家，企业体量较小。

　　郭炳森建议，适当放宽市场准入条件，赋予更多惠台利民举措，鼓励和支持拓宽应通尽通新路径。

　　漳州古雷石化基地是国家发改委唯一确认的大陆台湾石化产业园区，截至目前已投产、在建、签约产业项目48个，总投资3226亿元。福建省人大代表、漳州市政协副主席戴鹏飞建议，要积极创造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与新型合作模式，利用海峡论坛、两岸企业家峰会等平台，深化闽台石化产业对接合作，继续引进一批台湾补链项目、延伸项目、升级项目；用好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(RCEP)，抓住当前东南亚石化市场超景气周期，将产品销售出去。

　　平潭是大陆唯一对台综合实验区，致力于打造台湾同胞“第二生活圈”，具有独特的区位、通道、政策优势。福建省人大代表、福建医科大学党委书记陈晓春指出，平潭已实现对台主要港口客货航线全覆盖，进出平潭岛陆路物流双通道也已经形成，两岸人货往来、贸易通关便利；占地面积约100亩的平潭海峡医药健康产业园，为打造两岸中药材贸易集散地提供了载体。

　　陈晓春建议，在平潭设立两岸中医药标准分中心，探索两岸中医药标准互认互通；将平潭作为大陆对台中药材主要输出口岸，推进标准化、集约化、规模化运作；在平潭设立两岸乃至国际中医药论坛、产业交流大会，加强中医药交流合作。(完)